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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右史学 | 谷霁光先生的学术经历与学术个性
七月半，缅怀先人。
作者：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在这段文字中，谷老对府兵制度与其他兵制和兵种的关系进行了清晰的论列，同时对岑仲勉、杨志玖、唐长孺三先生的相关成果进行了讨论。既采用了岑先生对唐代边兵和府兵数的估计，用以证实自己的论点，也对杨先生论唐代兵制只说府兵而不及其他、唐先生将禁军宿卫和府兵宿卫等同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无论是表示赞同还是表示异议，均建立在对整个唐代兵制、对府兵制度从起源到解体的全过程进行全面考查的基础之上，所以言之凿凿，有理有据。
何兹全先生赞扬谷老的这一研究是用丰富的材料分析说明府兵制和魏晋以来军府领兵制度以及拓跋部族制兵制的渊源关系，使府兵制的出现和汉族皇朝的兵制联系起来，和鲜卑拓跋氏的兵制联系起来，使府兵制和当时的社会联系起来，“使府兵制成为历史发展中相互联系的一环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同时又指出，由于史料缺少，有关府兵制度的许多问题一直没有弄清楚，但其中不少问题在《府兵制度考释》中得到了解决。他以初期府兵的军备给养问题为例，《北史》和《邺侯家传》所载相互矛盾，成为研究中争论的问题。谷老却指出，这正是私家的私兵、部曲中央化过程中的现象。“这是谷先生从发展上看待历史问题，辩证的看待历史问题的结果。看来似乎是矛盾的现象，却原来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前后相连续的现象。矛盾的问题解决了。”
罗尔纲先生更敏锐地看到，谷老对府兵制度的研究，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而这一境界的进入，是由两个方面所造成的。其一是五十年如一日的对史料搜集的极其重视，是资料功夫之所致。为了到北京图书馆读书，便每周往返于京津之间；为了不遗漏史料，读书便是“倒架”地读、“倒本”地读，将图书馆的书从第一架读到最后一架、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其二便是解放后经过了“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锻炼”，“很好地把社会锻炼、业务锻炼与研究三结合起来而取得今天的成就”。其实是经过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与实践。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是一定历史时期人类认识社会的最高智慧的结晶，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直至今日，它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分析和解剖人类社会历史的有效理论和方法。作为继承了中国古代学术传统和初步接受西方学术理论、又历经社会动荡的谷老，以及和他同时代的学者，一旦迎来了新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一旦接触到了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获得独立和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其喜悦和激动当是发自内心的，其对理论和方法的追求和学习也是如饥似渴的，其结果如谷老所说，是“从而使自己的史学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至于此后的一连串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人类文明的摧残，已经无法改变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和解释历史和现实，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和自然。
周銮书先生是谷老的学生，也是谷老五十年代的助手。他回忆说：“无论是编讲稿还是写文章，他(按：指谷老)总是在搜集大量材料之后，才开始充分酝酿，有时如达摩面壁，久坐不动，反复思量。一旦贯通，即奋笔疾书，中途从不停顿。5000-10000字的论文，往往一天或一昼夜完工，可谓一气呵成。从来没有见过他边看边想、边想边写的情况，没有什么拼凑成文、草率成篇的事。”已故左行培教授也是谷老的学生和助手，他回忆当年谷老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写作《府兵制度考释》，主要是依靠暑假的时间，基本不用草稿，每写完一章即行誊录，然后寄出，出版社收稿后便进行排版，而谷老又在进行下一章的写作。
从这些回忆中可以看出谷老的成就其实不仅仅靠勤奋，还应该有他的天赋，熟悉史料、驾驭史料、统驭全局的天赋，以及超常的写作能力。但不管怎样的记忆力，中途不停顿地疾书5千至1万字的学术论文，其疏忽和缺漏总是难免的。而近30万言的《府兵制度考释》，写一章即寄一章排版一章，不事修改，其间的缺憾和重复也在所不免。所以尽管他的成名作《补魏书兵志》受到好评，并被收入《二十五史补编》，近日编辑《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学术论文集》时，陈金凤博士对该文进行校订，却校出史料确有讹误者近十条。而何兹全先生在《<府兵制度考释>读后》一文中，一方面高度评价了谷老对中国兵制史研究所作的贡献，一方面也指出该“文字上不免使人有琐碎甚至重复之感，大的系统线索也因之不够鲜明突出”。不能不佩服何先生读书的细致，他可能并不知道谷老写作此书仍各章分别而就，但问题正出在这里。一次和谷老说到何兹全先生的这篇文章，谷老称道何先生读书认真、仔细：“我意识到的问题他发现了，我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他也发现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故研究员熊德基先生对谷老的勤奋和认真赞叹不已，并且特别指出：“如果他不是这么勤奋的博览，焉能每一个朝代都有论文发表呢？”但谷老自己对此却早有反思，他在说到自己根据教学的需要，研究范围扩大，上起秦汉、下迄明清之后说：“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促使我在学术研究上不得不与此相吻合，即求通，求博。……我当时采取这样的一种研究途径，于提高教学质量，多少是有好处的；而对于学术研究中的真正融会贯通，开拓出新的境界，则得少而失多。”对于研究领域的拓展，谷老自己的评价是“得少而失多”。对于自己研究中的缺憾，谷老不断地进行解剖，毫不掩饰；对他人的成果，即使是前贤或挚友，谷老也同样进行解剖。
梁启超是谷老敬佩的清华前贤。但于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谷老则明确表示不予苟同：
评价人物，“必须注意到人的大小环境，否则难有公允的诊断”。谷老由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延伸到了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梁启超及后人对李鸿章评价的偏差，正出在违反了这一原则。不幸的是，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这一原则不断被违反，评价的偏差也就不断地出现。
罗尔纲先生是谷老的至交好友，谷老对其《太平天国史纲》的四、五、六章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认为“最为谨严、最为切要”，但对于一、二、三章的叙述和论断，则明确表示“有商榷余地”，并逐条进行讨论。
学术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也是谷老学术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附记：探讨谷霁光教授的治学历程和学术个性，在当今江西学界中，我以为至少有三位比我更有资格。第一位是周銮书教授。周教授是谷老的入室弟子，长年任谷老助手。文革初，北京揪“三家村”总店掌柜邓拓、吴晗、廖沬沙，南昌揪“三家村”分店老板谷霁光，周教授荣膺“少老板”美誉。第二位是黄今言教授。黄教授也是谷老的弟子，得谷老经济史与军事史互动研究的真传，在秦汉史研究中已蔚为名家。第三位是邵鸿教授。邵鸿学术根基深厚、视野宽广；九十年代初江西师大副校长邹道文教授与我论及为谷老配助手事，我推邵鸿为首选。其他如赵明教授为谷老关门弟子，于谷老的学术品质独有心得；梁淼泰教授关于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和明代九边研究，颇具谷老学术风范；周升柱教授曾为谷老秘书，对谷老的生平及晚年思想知之甚详。他们也都是写作此文的当然人选。
当年邹道文校长还有一问：你们这一辈中，邵鸿之外，谁还可做谷老的学术助手？我冒昧回答：恐怕是区区在下。正因为有此一答，故余悦教授力邀我写作此文时，略作推辞，便欣然应允。但随即忐忑，不胜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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